与此不同，不同价值相互竞争，共同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

在平等权和其他法益之间发生冲突时，联邦宪法法院区分不同情况，适用相应的权衡原则。（一）哈贝马斯：基本权利不得权衡 哈贝马斯对价值和规范进行了如下区分：价值属于伦理领域，可以权衡。

他认为，基于尊严观念，应当承认个人是人类社会完整的成员，应当以与此一致的方式对待他。德沃金主张从人类尊严和政治平等观念出发看待权利。实际上，比例原则审查框架内需要对公权力所追求的目的是否正当进行审查。然而，这种做法只适用于权利和不正当考虑发生冲突的情形，不适用于其与正当法益发生的冲突。因此，在基本权利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仅应当关注权利受到限制的程度，也必须同时考虑相关权利本身的重要性。

价值判断与名誉权发生冲突的，原则上意见自由优先，但是存在两个例外：首先，人的尊严是宪法上不可权衡的最高价值和最高原则，任何行为与人的尊严发生冲突，则构成违宪，无需进行权衡。下文考察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相关审判实践，考察在平等权领域是否可以形成适用于不同种类平等权案件的权衡原则。一类是罗列通信的不同类型，却没有指出通信媒介的一般性和开放性。

[23][美]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页。此外，国务院、工信部等连续颁布了鼓励扶持电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性文件，这是国家主动承担推进现代化的国家义务，保障公民通信权的重要体现[38]。二、人的无限延伸与跨越性人格 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其说是从身份到契约[12]，不如更一般地说，就是人格的无限延伸和拓展。通过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公民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拓展自身人格提供技术保障与物质保障，这是通信权最为核心的内涵。

因此，通信权在法理基础上对应的是跨越性人格，语言只是跨越性人格的符号与媒介体系的一部分，除了理性交往与论辩之外，符号与媒介技术是实现跨个体价值和跨越性人格的核心。国家为此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各个网络平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确保公民通信权的充分保障。

在其蜚声世界的《法哲学》中，拉氏概括了三种价值及其对应的三种人格类型。这既是《宪法》第33条尊重与保障人权基本主张的体现，也是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实现现代化的要求。1954年《宪法》第89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这一秩序意味着，除了不侵犯并保护基本权利之外，国家要运用一切手段促进、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

在历史维度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中，通信权一度局限在邮政电报，而电视电话被视为发达国家的象征。我国1982年《宪法》第40条规定了公民通信权，却带有鲜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烙印。因而，这部法律实质上是《数据安全法》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延伸，是一部具有公法属性的保护公民通信权的基本法律。[41]参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4-80条。

1993年美国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项目，将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民用通信领域。现代哲学的重要突破在于认识到在纯粹的物理世界与纯粹主观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以客观知识或符号为载体的第三世界。

这些权利虽然是不同的权利类型，但本质上都是关于媒介的权利，只是跨越了不同技术时代而共同出现在当下的宪法文本当中。注释: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界定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界限确有必要[32]，《民法典》中规定了隐私权，隐私权与通信权密切相关的通信内容可以被界定为公民的隐私。[7]在我国《宪法》官方英文译本中，第40条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被翻译为freedom and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恰恰反映了立法者的时代性。19世纪之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人类通信领域发生了革命性进步。[2]网络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将人类通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宪法》基本权利的功能维度观之，基本权利的首要任务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权利的行使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非法或不正当的干涉，如确有干涉之必要，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要有合法或正当的理由。数字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公民的通信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实现公民通信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机平衡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致力于回答的问题[31]。

通信权成为一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同通讯技术引发的社会变迁是分不开的。为了充分保障和实现这一宪法权利，通信权既是一项主观权利，也是国家义务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29]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第2版。比如说，国家保障公民通信权，有义务建设相应的通信基础设施。

因此，我国宪法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条款是宪法通信权扩张解释的基础，属于通信权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结语 纵观通信权发展历史，通信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的制度史与通信技术发展进步史往往是同频共振的。

相比起来，communication一般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不同媒介对信息进行的传送，因此，将通信权的英文翻译定为the right to communication更为合适。[38]近年来国务院推进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政策性文件主要有：2015年5月28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可以说，通信权入宪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一方面通信权对于人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基本权利的一部分[6]。回顾历史，通信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其制度史与通信科技的发展具有同步性。

据此，宪法通信权的概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人格自由延伸的跨人格权，二是特定媒介技术和手段。因此，数据权虽然可能与一定的经济利益挂钩，却并不应当被简单认定为一种民事财产权利[30]，而是一种具有人格属性和公共安全特征的权利。

2021年9月9日，针对一些互联网企业存在的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工信部约谈多家互联网企业，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在其相关平台中解除屏蔽，否则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其法律责任。[25]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10-12页。

因为英文correspondence的含义为通过书信往来的通信（communication by the exchange of letters），即限定了通信权的内涵为邮件，忽略了邮件只是通信的一种媒介。我国现行《宪法》第40条规定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同样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因此，实现互联互通、规范有序、公民通信权有效保障的网络环境，既是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也应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共识。通信权的实现程度与质量是衡量我国走向现代化程度与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尺。（一）法律价值与跨人格理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个体人格观似乎成为不言自明的人权以及公民权的一般法理基础。在通信媒介革命的数字时代，宪法通信权以自身为起点，同宪法中的其他条款一道构成了通信法律体系的顶层架构，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形成了一个从上而下、逐级展开的开放性的通信法律体系。

在网络平台的数量井喷式地增长之后，某些互联网企业争相设置壁垒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严重背离了网络媒介本身的属性和促进公民通信权的初衷。[42]参见杨东：《论反垄断法的重构：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206页。

[27]参见柳建龙：《论宪法漏洞的填补》，《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1期，第76页。作为跨人格权与媒介权，通信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区别在于，通信权的保障与实现主要不是体现在基本权利的消极防御维度，而是国家应当履行推进通信现代化的义务。

数字时代意味着，对通信权的理解要跳出时代技术的局限，做更为一般化的理解。在数字时代，通信权不再局限于邮政通信权、电信通信权等，还体现为个人信息权与数据权。